如题，这是知乎上面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且看大家是怎样回答的。
文章太长，也可直接阅读观哥特别每个回答后加注的”一句话总结“。
01
古代虽然医疗水平差，但是人口密度低，居住环境分散，最关键的是人口流动度极低，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出县。一个地方爆发了瘟疫，这个地方的人当然死亡率很高，但不易传染给周边地区，更不易进行持续传播。不过尽管如此，如果遇到传染性特别强，并且会被老鼠携带，或者可以通过水源传染的疾病，比如黑死病和霍乱，以古代的防疫体系，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型马尔萨斯现场，啥也救不了，只能依靠人口自然衰减来防疫。
但是像两次肺炎这种，就属于典型的“当代传染病”，或者叫“当代中国传染病”，它的传播方式是高度依赖当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的：极高人口密度，极大人群聚集，极强人口流动。只要严格隔离，疫情是可以控制的。放在古代那种天然的隔离条件下，这样的传染病更可能造成一城一地的高伤亡，而对于周边城镇和乡村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放在当代美国等新大陆国家，更大的可能是个别作死吃野味的脑残红脖把自己一家吃死在家里，而两英里外的邻居压根不知道这事儿。
一句话总结
人口密度低、人口流动率低，难持续传播。
02
SARS时候，人们还传一个词——“人瘟”
不过现在大家日子过好了，都忘了。
再老一点的老人家可能会跟你说，某某村子“发人瘟”了。
这个地方的结局就是整个村子团灭，可能还有那么几个零星的存活者，但基本可以说这个村子不复存在了，活下来的人为讨生活终究会去其他地方的。
但是病*一般也就局限在这个村子里，最后烟消云散，不为人所知。
可以说，绝大部分古代的瘟疫就是这样来的走的。
我们现在能从历史上知道的瘟疫，都是瘟疫没有局限在一个地方，而是扩散开来了。
现在交通工具的发展，地球村，今天武汉感染，明天就可能飞到美国，所以WHO提的Onehealth概念也是非常好的理念。
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我觉得赵国屏院士所言极是。
赵国屏院士最近刚提的“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就是这次教训主要问题——
赵国屏院士：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教训”《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内的研发力量有没有统筹？如何实现科研力量集中，协作攻关？▲赵国屏：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之中，科研（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和基础医学研究）都没有有机地整合在其中。
相反，虽然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可能就是让国家疾控中心一家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做不好的）。
其次，对于科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从疾控体系来说，实时、系统、前沿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疾病防控措施及时实地到位的关键科学依据，而不是流行病学研究者沽名钓誉的资本。
另一方面，从疾病诊治系统来说，以临床数据样本为基础，采用现代基础医学手段开展的研究，能为病人诊治提供重要的病理知识基础（甚至关键的靶位），而不是基础研究者发表论文的资本。
当然，两者研究的总结，往往需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并开展交流，但这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且为今后疾病的发现、防控和诊治提供历史的经验。将上述两个问题整合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没有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具体的部门单位、工作者，不能排除研究者不正确的“初心”和一线工作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极为繁忙而难以顾及科研需求的现象。然而，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只有将科研队伍与疾控及临床队伍在平时就组织成团队或形成协同的体系，并且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的工作，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地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这次教训不是“又一次教训”而是“最后一次教训”。
一句话总结
整个村子被团灭，不为人知；希望科研、疾控和临床协同。
03
这个问题以及问题描述槽点太多，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吐起。
1、古人没那么多野味吃。
如果这个“古人”指的是农业社会之前的采集社会，那确实“野味”吃的挺多的。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什么“医疗”，唯一的医治行为差不多就是跳大神祈求神灵来治病。闹瘟疫的话基本上就是靠着死，抵抗力弱的那部分死光光，熬下来产生了抗体的那部分活下来。那个时候人类获取食物的效率很低，其实人口非常稀少，还主要是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即使一个部落死光，别的部落也基本上没啥事。
如果指的是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古人”，那就没什么野味吃了。打野味其实是一件挺浪费精力的事情，运气成分很大。大家对野生动物有个很普遍的误解，觉得在野外，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实际上荒郊野外的找到一只体型足够大、值得捕猎的野生动物，是很辛苦的事情。虽然是人类作为顶级掠食者，只要发现就能逮住，但是发现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以个大味美皮毛还能做衣服的岩羊为例：
岩羊的分布，即使在栖息地也不会超过0.3只/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一只，至少需要巡逻3平方公里的范围。
岩羊还是群居动物，一个群通常8到16只，那么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搜寻范围，你得跑24到48平方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岩羊群。48平方公里，相当于6公里乘以8公里的一个范围。
要遍历一个48平方公里的正方形需要走多少路呢？按照一个优秀的猎人在完全平坦的草原上视力极限左右1公里计算，最理想的路线你也得跑至少23公里。
跑完这么多路，这才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你需要追踪捕猎岩羊，这个距离在群体协同捕猎的条件下，大概怎么也得再来个20公里。捕猎可不是大家一窝蜂冲上去按住就完事儿，岩羊也不是傻子，它也会逃命的。
当然，人类有时候运气很好，刚开始搜索就发现了目标，大大减少搜寻需要跑的路。但是这可是完全平坦的假想条件，实际上难免会有坡坡坎坎，有时候视野还会很差，有时候动物躲在犄角旮旯的地方，有时候还有大雾、雨雪。这个就很难量化了，所以只能大致的估计一下，每次搜索岩羊跑的路平均下来不可能少于23公里。
最终，千辛万苦之下，你跑了40公里的路，才能抓住一头岩羊。
所以人类才会驯养羊，把羊关起来养，这样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体力劳动，就能稳定的获得羊肉。而不是千辛万苦的跑去追逐它们，再费尽心机抓住。
我怀疑耕种驯养为主的农民，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抓野味，更不可能经常吃到野味。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人口爆炸也能看出来这一点：经常吃野味的时候人口少得可怜，不吃野味以后人口才暴涨起来。
2、瘟疫不可能杀死所有人。
不管是细菌还是病*，甚至是寄生虫，都不是以完全杀死宿主为目的的。
真实的病*可不是《瘟疫公司》的游戏，它的目的不是完全杀死宿主，一个都不剩。它的目的仅仅是生存、繁衍、传播，把宿主全部弄死了，这个细菌、病*、寄生虫自己也就灭绝了，它何苦来哉？
也就是说，无论多么凶险的细菌、病*、寄生虫，它也不可能灭绝一个物种。或者说，能够灭绝一个物种的细菌病*寄生虫，自己也已经灭绝干净了。
古代当然也有非常厉害的瘟疫，然而这些瘟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人类“死光”、“都得没了”。事实上，古代大部分凶险的瘟疫，瘟疫直接致病杀死的人都不占多数，大多数人其实是死于瘟疫导致的社会秩序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饥荒。
3、中医没有战胜过病*。
中医连病*的存在都不知道，它怎么去战胜病*呢？
你怎么去战胜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敌人呢？
即使中医自己的记载也从来没说过它战胜过什么“病*”，中医典籍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病*”这个词汇。就算是放宽到广义的“瘟疫”，也没有任何典籍说自己战胜了瘟疫。相反，每一次瘟疫都尸横遍野，每一次瘟疫都赤野千里、生灵涂炭，很多瘟疫还导致了改朝换代。
翻开历史书，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瘟疫流行的记载，靠着中医“战胜”瘟疫的记载又有几次呢？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前提就是错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古代瘟疫爆发，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死”。在消*、隔离以及其它现代医学手段发明之前，人类面对瘟疫就只有一个手段：祈求瘟疫手下留情。
瘟疫总会手下留情的，它并不想搞死你，搞死了你仅仅是一不小心而已。病*、细菌在人体内增殖，数量上万上亿的增加，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素，破坏了人体的循环，人体无法承受导致了死亡。总有人扛了下来，总有人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了病*，总有病*自己降低了杀伤力，最终运气不好的死去，运气好身体好的活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一句话总结
古人没那么多野味吃；古代瘟疫爆发，唯一应对方法就是”死“。
04
什么都不用做就自行解决了。
日本撤侨回去，人中3人确诊2人无症状，姑且就按这个比例计算。
那么古代一个人的村子全部感染以后，人无症状，70人轻症，30人重症；考虑到古代医疗条件，轻症里死个八成重症全挂吧（这相当于出现症状以后86%的死亡率，够严重的了），那么存活人，并且身体条件好的壮年和青少年为主，很快能繁殖回来，离灭村等级还远得很。
这个水平不太行，古代的“疫情”一般指的是十死八九，十室九空这种，起码也要死者无算，死者近半，疫死者半，这存活率超过七成......都不一定够减税赋呢。
然后等到下一代，无症状父母的比例高达93.5%，剩下易感者也全是轻症后裔，下次爆发的死亡率只有5%，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现在五花八门的感冒病原体多数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它们生来弱小只能让人流点鼻涕，而是扛不住它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句话总结
什么都不用做；古代的疫情，指十死八九的程度。
PS：观哥不赞同什么都不用做的这个说法。
05
他们没解决，也没法解决。
1
类似埃博拉这种极为烈性的传染病，几周内团灭一个村子，古代信息和交通不发达，今天的人们找不到任何痕迹。
埃博拉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么？
不是，历史上有多少人被这个病*瞬间带走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2
类似冠状病*的还算比较温和的疫病，古代的人们也没什么好办的。
想想看，人均寿命不到50，遇到这次肺炎。
有人发烧，有人不发烧，有人发炎有人感冒，最后致死率20%。
你觉得古代中医怎么治？
那些连同一种病都能给出不同答案的古代医生，甚至都不会发觉这是疫情。
3
至于最狡猾的鼠疫、天花。全国性的爆发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大家感受一下:
除了烧香拜佛做法，就是找个像康熙一样的皇子。
最后，不计其数的遇难者，只化为历史书上冰冷的一行。
看看这年份和数字，你还认为古代人能“战胜”瘟疫么。
古代人面对瘟疫，是真没办法。
民国时期，伍连德在东北处理鼠疫，中医各显神通要是有用，也不会把这个年轻人送上前线。
中医们各显神通，不光没有解决问题，很多人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
得感谢民国已经有了大众媒体的雏形，让我们知道瘟疫面前正确的处置办法。
否则，我们还真的以为，是中医解决掉了那些残暴的瘟疫。
瘟疫不是那种靠人体能够自愈的疾病，也不能靠古代中医怎么说怎么有的治疗方案。
ta是现代医学，现代社会管理，现代商业，现代信息传播学共同努力，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
一句话总结
古人没解决，也没法解决。
06
流行瘟疫一直存在。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每隔一个周期就来探望一下，每次都带走千万级别的人口。人均寿命曾一度低至20岁出头。
就算到了近代，鼠疫、霍乱、天花也有小规模的区域性问候。
这个世界一直都存在杀害和恐慌人类的瘟疫。细菌性或病*性的。
就算现代医疗这么发达，抗生素也不一定能杀死所有细菌瘟疫，因为很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强的超级细菌。病*就更是了，每次新病*问世，特效药是没有的，都是靠人的免疫系统死撑过去。
古代主要是地广人稀，这种大聚居加小散局的人口住户布局，加上人口流动性弱（不像春运这么猛）。这就变相形成了天然的局部隔离环境。而瘟疫最怕什么，最怕隔离。
话糙理不糙。
就两个观点。
1.一直都会有瘟疫，以后也会有。只不过人类在努力并且需要不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手段与社会策略去克服与消灭它。
2.人类要正常看待生老病死。虽然这比较客观，而且每个人都有亲人朋友，大家都接受不了任何形式任何原因的被带走。但数据摆在这里。（卫生部的官方声明可查）每年中国都有18万人左右死于流感。这个是直接死亡，连带并发症间接死亡加上其他原因死亡的总和。
美国流感导致年他们死了4万人，网上传的美国年流感死了多人一点也不夸张，我甚至觉得统计少了。数据就摆在这里，毋庸置疑。只是人一般医院，我们看不见罢了。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很多都有基础病症，一遭遇流感和疫病袭击，即使适当治疗，身体也很难扛过去。
我们14亿人，美国3亿多人。人口基数都很大。美国是最发达国家，医疗水平还比我们先进很多。就这还是抵不过感染1万人，死了上万人左右。
现代医疗本来就没有牛逼到变态，只是我们社会承受力近年来一直在走差，大家根本接受不了。
人类从来都不能战胜病*和细菌。那些玩意儿在地球上生存发展几十亿年，我们人类文明也就几千年。就算你说原始人类走出非洲大陆，开始散布全世界，那也是几十万年的历史。
谁才更适应这个地球，谁才是这地球上的常住生物？
我们要怀有敬畏之心。真的！
另外，还得提高一些承受能力。
最后，现代医疗要继续努力发展下去，但我们也有更多思考一下怎么更好地同大自然和谐相处。
这不是传播善心，这是拯救我们自己！
一句话总结
会一直有瘟疫，人要正常看待生老病死。
07
其实从细菌和病*的历史看，并非野味，古代疫情主要是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人类传染病的病*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
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
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
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了。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
古代疫情频次其实很高，就保守记载的就有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没有现代的医疗条件，每次死亡的人数不计胜数，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年)
汴京（开封）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
鉴于这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
一、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二、巫术的精神控制
先秦时期，传说帝额项有三子，生而亡去为*，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
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
《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滩戏的由来。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有关。
这种迷信的办法，对于防治疾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
三、注意公共卫生
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阔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又如吴萧于乾道二年(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日:‘沟恤不通，气郁不泄，疫病所由生也。’鱼命疏浚，民得爽恺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四、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
《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医药。”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
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五、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如南朝梁武帝时，郧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睑，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碟为奖励。如嘉定元年(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人者则给度牌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
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
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细菌的机会。
六、病人隔离
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
至迟到晋朝，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
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
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年)赵汴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
此后不久，苏轼于元祐四年(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长编》卷)。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
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他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一句话总结
人类传染病的病*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古代已开展了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尝试，效果显著。
08
呵呵，死！
咱不说吃引起的，单说疫情！看看黑死病（鼠疫）在欧洲持续了几百年，死亡人数能直接吓尿了！
1、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从6世纪中叶开始至8世纪消失，在欧亚夺走上亿条生命。疫情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年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爆发。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很多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队、船队在此聚集。因疫情爆发适逢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故此次瘟疫被后人称为“查士丁尼瘟疫”。
其影响范围随地中海而向西延展，使众多地中海岸的国家和地区饱受疾病折磨之苦，因此有时又称其为“地中海瘟疫”。但是在那时，人们不知道这是鼠疫。
2、第二次鼠疫
从14世纪中叶开始，持续近年，欧洲大陆丧失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欧洲人普遍认为传染源是蒙古人带来的。年疫情又传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年~年再东传至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最后在年传到俄罗斯西北部。此后，在十五、十六世纪黑死病多次再次侵袭欧洲。
此次鼠疫流行前后此起彼伏持续近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两千五百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
到年8月，每周死亡达两千人，一个月后竟达八千人。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在历史上称为“黑死病”。整个欧洲大陆因此丧失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
3、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从19世纪末期开始，20世纪30年代以后结束，全世界因鼠疫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从中国南部、孟买开始，最后汇聚于当时的北满地区。其后有山西鼠疫，东北第二次鼠疫，以及欧亚非其他地区的鼠疫，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这次疫情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全世界因鼠疫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此次疫情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
一句话总结
鼠疫的三次大流行，都导致千万以上的死亡人数，从而证明古人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9
古人根本解决不了，只能死到一定程度让瘟疫平复。
中国史书中，瘟疫一般指是鼠疫，往往大灾之后都有大疫，虽然史书中往往只有疫或者大疫这种寥寥几笔，但是其中包含着几十上百万的森森白骨，很多次朝代更迭都能看到鼠疫的影子。
1、隋朝可能灭亡于鼠疫
隋朝的灭亡，大家都不陌生，《隋唐英雄传》，《轩辕剑天之痕》等文化作品都有大量描述，唐朝史学家多归咎于开凿大运河导致民不聊生，但是后世史学家认为是征高句丽导致的。
从年开始，隋炀帝十年内三征高句丽，三战皆败，耗尽了国力，再经过杨玄感造反，山东等地的大瘟疫流行，最终天下群盗蜂起，天下大乱。
征辽从隋文帝开始，历经隋炀帝，唐太宗，最后到了唐高宗时才彻底消灭了高句丽。
为什么小小的苦寒之地高句丽，居然历经四位皇帝，前赴后继才最终消灭呢？
因为瘟疫横行，士兵死伤过大。山东等地的百姓视去辽东服兵役为畏途，宁愿造反也不愿去。
对照一下时间，隋唐时期，正是查士丁尼瘟疫持续年流行的中间点，而之后的每次鼠疫爆发，都是东西方都会出现，所以在辽东反复大规模流行的瘟疫，最大的可能就是鼠疫。
辽东的原住民较少，加上本地人具备一定的免疫能力，所以鼠疫没有大规模报告发，但是历次征辽，数十万大*加上后勤的民夫前往辽东，会有大量的人和野生动物接触，这部分人又没有免疫能力，所以必然会下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所以隋朝的灭亡虽然有隋炀帝暴虐，不恤民力的原因，但是鼠疫造成的*事失败和人口骤降导致的统治体系崩溃也是重要的推手。
2、元朝的灭亡和鼠疫的关系
年河北爆发瘟疫，死了九成人口，同年元大都也爆发瘟疫，第二年29岁的文宗死了，7岁的宁宗即位2个月后也病死了，连续病死了两个皇帝可见鼠疫的可怕。
年，朱元璋的家人在瘟疫中死的只剩下他一个，连给亲人收尸都做不到，只能把自己卖给寺庙，换来父母下葬。
元朝的掘墓人也是被鼠疫推到造反的境地，不然朱元璋可能就平淡一生了。元朝的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和民族歧视是元朝灭亡的因，但是没有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赋税增加，元朝断不会灭亡的如此迅速。
3、鼠疫和明朝灭亡的关系
众所周知，明朝末年赶上了小冰期，气候异常，粮食歉收，在粮食歉收的同时，也爆发了大量的瘟疫，从万里年间开始，山西瘟疫，到崇祯年间，山西，河南，江苏，保定，通州，昌平都有大瘟疫。
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正是瘟疫爆发的关键时刻，而且随着李自成的进攻，有大量人口涌入北京城，瘟疫更加蔓延，李自成面对的是一座“人*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而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和吴三桂大战，在清*入关后连战皆败，是清*真的战斗力远远强于李自成的大顺*吗？其实不然，史书记载”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可见李自成的*队，已经大规模流行鼠疫，失去了作战能力，这才是大顺*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在到的东北鼠疫大流行期间，伍连德证明了东北的鼠疫是经过呼吸道传播的肺鼠疫，肺鼠疫潜伏期可以长达20多天，而且死亡率没有黑死病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也从侧面证明了李自成溃败很大原因是肺鼠疫导致的。
而明朝之所以鼠疫大爆发，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只能经过山西去草原垦荒，于是接触到了草原上野生的啮齿类，感染上了鼠疫，所以山西从万历开始就经常爆发鼠疫。
一句话总结
古人无法解决瘟疫，只能死到一定程度后瘟疫平复，并且隋朝、元朝、明朝的灭亡可能与鼠疫有关。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祝大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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